鼓吹“本土自决”和“港独”的反对派激进势力，企图从已故美国康乃尔大学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教授的著作《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寻找理论依据。该书将现代民族主义解释为，人们借助“想像”力量，将“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在区域内广泛传播所产生的社会共通性、集体纽带与政治共同体概念相连接而引发的结果，简称为“想像的共同体”。
这一类“想像的共同体”的香港版，或者被称为“香港城邦”，或者被称为“香港命运共同体”，或者被称为“香港共同体”，其共同点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
这一类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呢？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的产物。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林泉忠，上月在《明报》观点版发表《“香港共同体”的形塑》，文中称：“在2015年之前，作为‘香港共同体’主观内涵的‘香港人’认同，基本上只停留在与‘大陆人’作为区隔对象的‘族群’范畴，并未达至民族主义的阶段。事实上，当时也还未出现‘港独’等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诉求。不过，香港社会由来已久的本土意识也绝非纯粹文化层面的族群意识，而是一开始就已包含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涵。”“‘香港共同体’在1949年之前只不过是一个排他性低、缺乏本土文化特色、社会凝聚力薄弱的虚壳。而后‘香港共同体’从‘虚’走向‘实’的新阶段，其实是仰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冷战”切割港与内地关系
问题不仅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一部分不满国家制度改变的内地居民移居香港，问题更在于管治香港的英国追随美国对新中国实施“冷战”，人为切割1950年至1984年期间香港与内地的关系。然而，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被人为分隔的一个片断，不可能割断香港与内地的天然关系。
新民党在题为《秉持一国两制发扬本土优势》的立场书中，反对“港独”“自决”，指出：即使“冷战”时期，在香港“国语片大行其道，深受欢迎的邵氏黄梅戏电影大多以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为主题”。“香港有我们的独特文化，自不待言。然而，若从香港以广东话、繁体字为主体一点出发，就把香港与内地区隔开来，并因此抗拒学习普通话和简体字，实属排斥多元文化的想法。”
耐人寻味的是，“安徒”在5月29日《明报》“星期日生活”副刊的“周日话题”专栏发表《先做人，再做香港人》，批评道：“这几年来的本土思潮和运动，固然有不少强烈的以本土性为名的诉求存在。一些以‘民族’之名，一些以‘独立’为纲，一些要强化‘族群’意识。然而口号虽吸眼球，但论述基础却相当薄弱。而毫不惊奇地，动机非常混杂。有时也难以分清眼前所见的，究竟是一种族群对抗？一种身份争战？还只不过是一种世代反叛的现象？因为，以族群、民族之名的运动，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族群团结，民族亦以‘世世代代’延绵的道统或文化精神为共同体的基础。族群的共同记忆、共同信念、习守的仪礼自是族群的珍宝，不会轻言毁弃，重新捏造。这是任何移居社群维系族群性（ethnicity）之特徵。”
“安徒”的上述观点，划出了传统反对派主流与本土激进分离势力的一个重要分野：前者视“香港人”为“中国人”的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志在改变国家制度而改造内地相当多的中国人成为“香港人”；而后者则企图把“香港人”与“中国人”隔绝。
香港与内地应相互调适
然而，传统反对派主流的观点与历史大趋势相悖。从上世纪80年代中以来，香港与内地经济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进入新世纪后，受经济全球化推动，也为亚洲金融危机刺激，以2003年6月CEPA签署为标志而上升为一体化。
尽管最近三四年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遭遇反对派以及一部分深受西方观念影响的香港居民的反对或抵触，但是，已然形成的一体化不断积聚的内在动力和全球重心东移的强大磁力，决定了香港经济的命运，从而香港的命运必定也唯有系于国家。
在如斯背景和条件下，不可能是“香港人”单向地以西方意识形态和相应制度改造国家和内地同胞，而是相互调适，“香港人”成为“中国人”的一个既有特徵又具共性的群体。目前，“港独”甚嚣尘上，反对派集体趋于激进和极端，这是“香港人”向“中国人”的一个既有特徵又具共性的群体转变阶段的徵兆之一。另一徵兆是，越来越多香港居民站到爱国爱港旗帜之下。二者相结合，表现为香港社会愈益政治化、政治上愈益两极对立。
在即将来临的9月立法会竞选中，“港独”与“反港独”是不可回避的话题。传统反对派主流会强调“香港人”与“中国人”重要差异，而与本土激进分离势力保持距离。建制派必须强调“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
资深评论员，博士
